“到了我这个年纪，一切希望、梦想、信心和理想都被'雨打风吹去'，只剩下难以言说的无奈、郁结、愤懑和迷惑。”北京大学历史学者罗新三十八岁时，一心梦想从大都（今北京）走到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这是一条元朝皇帝候鸟般春去秋来往复的路，尘封了八百年。当年元皇帝仪仗浩浩荡荡、溪流清澈、青草茂美、骏马奔腾。如今已是沧海桑田。八百年前的辉煌，隐没在平凡的村庄和深山荒草间。 

但正如罗新自己所说，“计划多多，行动廖廖”。直到十五年后一天夜里，他在北京五道口寓所，耳畔轰响着前往八达岭方向的列车，盯着书架上那些读过的书或计划读的旅行书，才决定“就是今年”。华发之年——五十三岁，罗新自北京健德门启程，沿着古代辇路北行，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背着行囊，徒步穿越北京、河北的重叠山谷，进入内蒙古草原，不畏烈日、暴雨、尘土飞扬、山路艰辛，穿行于田垄与山谷间，十五天走完了从健德门到明德门的四百五十公里山川河流，抵达上都，完成了他十五年前的夙愿，并写下可读性很强的《从大都到上都》一书。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何以解忧？唯有行走。”罗新说。

与罗新教授不同，与很多人不同，穿越龙门山这一群喜欢户外、主动找虐的人，从不缺出发的动力。觉醒人生，主动生活。  

 5月6日，队伍行进第6天。十二天的行程只剩一半，只待最后两组队员接力。

水哥于淼满足了大家的猜测。他掏出装有威士忌的酒壶向黄毅坏笑、炫耀：“我有这个。”有了水哥，队伍弥漫开来一股酒气。他一边喝，一边呼朋引伴：“要不要来一口？”众人半推半就。威士忌喝完了没法补给，但二锅头没问题，他不担心。黄毅觉得他这是在腐蚀革命队伍，其他人说这是把队伍带好。水哥的水字，应该标注下酒精含量。烈酒相助，话题很自然延伸到其他娱乐活动。老戈友回忆：第一届戈壁挑战赛，一个企业家背去一包现金，满心期待“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结果除了增加负重，一无所用。

此时，队伍已结束北川县城、桑枣中学调研，恢复徒步状态。这一天是接力日，上午七点半，程雯、粟元生、林侠、张斌等各队二组队员将旗帜交给三组队员，功成身退。  一辆奔驰商务车和一辆汉兰达将新队员摆渡至S105安昌镇段边上的翼泉村——当天征程起点。

进村就是进山，一路爬坡，越往上越陡（最陡处可达60度），弯道越急。前导越野车吃力稍难，司机川云有点郁闷，他前一晚刚卸下四驱。山里村庄错落，小路四通八达，几名队员不慎迷失在岔路。先一步抵达的院校队员幸灾乐祸，话题变成寻找“失踪”的“xx商学院”。午间，所有队员抵达山顶休息、补给点。

全天行程，百分之九十水泥路面，剩下是野路。山林里，溪谷、山涧间，大石密布，多是地质灾害时山上滚落的。5·12大地震之后十年间，余震一直未停，山体变松加上西南多雨，沿途路段多是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多发，每走一小段路就能看见警示牌。5·12十年，灾难从未离去。地质不稳，加上灾后重建、扶贫攻坚大力度兴建基础设施，原本热闹的小路渐被遗弃，布满青苔，穿着强抓地力的徒步鞋踏上去，犹如穿着溜冰鞋。下午五点，队伍在晓坝镇善堂扎营。高德地图显示，全天徒步24.97公里，爬升1019米，最高海拔1313.3米。夜间聚餐，水哥举着自己的杯子宣称是白开水。你信？

过了5月6日，从青川到汶川的穿越便已完成一半。现在，我们有必要来说说徒步这件事。

当我们走在从青川到汶川的路上时，当今最伟大的徒步旅行正在发生。

名为“走出伊甸园”的这场旷古未有的远足，由两次普利策奖获奖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Paul Salopek实施。他于2013年1月22日开始其惊世骇俗的步行，他的计划是重走人类走出非洲之路，以七年时间走完21000英里（33600公里），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一直走到南美洲南端的火地岛，穿越中东、中亚和中国，进入西伯利亚，再坐船跨越白令海峡，最后自北而南穿行美洲大陆。现在，他刚走出印度。

他在哈萨克斯坦时，写了一篇《徒步世界21000英里我学到了什么》，谈到这个惊世骇俗的步行项目带给他哪些影响——

一路上我写作故事，记录我所遇到的人。这场21000英里（33600公里）的晃晃悠悠中的一个小小插曲，是我在中亚时随口对一个咖啡馆老板说：我刚从埃塞俄比亚溜达过来。

无法相信、震惊以及笑乐之后，是哪个不变的疑问：你疯了吗？

绝对不是，当然。因为众所周知，特别是今天——全国步行日——坐着才是有毛病的。我们坐得太多了，这使我们变得病态且不快乐。只消问问美国心脏协会。科学家把gps绑在世界上最后的狩猎——采集者——比如坦桑尼亚的hadza人身上，结果发现一个典型的男性采集者每天要走七英里（11.2公里）——如今每个人只走大约三分之一。hadza人每天的行程是一个生物学标准：我们二十万岁的、经过完美进化的身体，正是为此设计的。计算一下。一年要走多于两千五百英里（四千公里），或者说，就好比每年要从纽约走到洛杉矶。这也差不多正是我这几年所走的距离。正是“正常的”。

自2013年从非洲之角出发以来，很自然地，步行使我的腿和心脏变得更强壮了。而更重要的是，我的心灵变得更柔软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徒步跨越国家、大陆和时区，已经变成了我的体验地球生活的方式。

 比如，我了解到，全球最贫穷的地方偏偏最适宜徒步旅行。在埃塞俄比亚，很少人拥有汽车，人人都不行了。即使非常幼小的孩子也能指引我走过地形复杂的地方，人类的足迹依然在那里交织穿梭。相反，在富裕、汽车普及的国家，人们不禁失去与周围环境的联系，而且也失去了与世界形态本身的连接。汽车抹杀了时间与距离。闭锁在金属与玻璃的泡泡里，束缚于狭窄的沥青道路上，我们患上了速度与空间的毒瘤。在迷恋汽车的沙特阿拉伯步行时，我发现询问方向已毫无意义。

徒步穿行于地球上，我重新学习了出发与抵达的往昔礼仪（扎营与拔营，装载与卸载，一种古老且熨贴的仪式）。我通过自己的味蕾，通过捡拾农夫的丰收，理解了山山水水。我重新与人类同胞建立了连接，以一种我过去作为乘坐飞机汽车纵横于地图上的记者所从未设想过的方式。步行在外，我总是遇到人。我不能无视他们，也不能从他们身边飞车离去。我跟他们找招呼。我每天与陌生人交谈五次、十次、二十次。我在从事一种每小时三英里、穿越两个半地球的漫步式谈话。这样行走，我在任何地方都建造起家园。

三年多前，为这个悠长缓慢的旅程做研究时，我拜访了著名的古人类学家梅芙·里基。记得有天早上我们出发去附近的某个村庄，我傻傻地问里基：“这是在步行距离内吗？”她盯着我，很吃惊，回答道：“一切都在步行距离内。”

我笑了，举步走进沙漠。行走已开始呈现给我一个新世界。

很多人的一生，相当部分时间都在路上。他们不会片刻不歇，急着走完全程。当时间和空间被压缩得几乎不值得测量，徒步是抵抗。慢速移动让我们浸润自然和社会，与时代、与大地建立起更丰富、更深刻、更富意义的关联。

川云的先导车下山时，一个本地的大娘请求搭车，我们将她背上的背篓卸下装车，一掂手感就知道它至少几十斤重。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如此陡峭的山坡上下、劳作，岁月艰难可想而知。在青川，我遇见一个村民，四十三岁。十年前大地震时，他在新疆，回到家中，妻子已被埋在山下几十米。他三四年间，全白了头。看见我们路过家门，一定拉我们坐一坐。地震埋掉多少人，活下来的人又有多少离乡背井，永不回头。他太孤独了，想找人说说话。我们聊起地震、家庭、生活和他现任妻子，村里（包括他）都是重组家庭，我问他难不难，他说最多的就是“没办法，都是为了生活”。一路上，乡民都说，你们是我这些年来见过最多的外来人，他们在近乎与世隔绝的地方承受人生的艰难困苦，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坚韧、最勤奋的人之一。 

看着他们，我都会想起村庄里刷满的各种标语，无非是扶贫先扶志、不能等靠要云云。这是多么值得警惕的话语逻辑。国务院扶贫办专家委员会顾问、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原院长李小云做了几十年农村发展工作，去年，他提出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贫困的元问题及消贫的元方案。他说消除贫困是个很难的过程，富人针对穷人的话语是不开化、懒惰、懒散，呈现一种话语上的不平等：“我们经常带着富人的视角讲穷人，说他们穷就是因为等靠要，不能等靠要。我们给了穷人致富的神话——要脱贫先立志。作为’职业的非富人’和作为’社会人的非穷人’来工作，助贫人的身份的困惑使得我们的行为、话语呈现出逻辑上的不一致。在这里我们需要自我批判，我们需要把穷人的角度和我们的预期结合起来看扶贫的效果。”

这种话语不平等早已有之。几年前，我采访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先生，他说：“近代的所谓精英犯得错误太大了，他们总是认为农民很愚蠢，要去改造农民。”